暮春时节，天气格外炎热。躁动的东风挑弄着行人的脸颊，我也有些焦躁不安。行到一处，耳畔隐约拂过大妈的叫卖声：“甜红薯哟！红薯甜哟！”空气中似乎满溢香甜。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不禁喃喃自语。
小区向来是不允许小摊贩进入的，出乎意料地，这位大妈却分明站在大院里，扶着小三轮车吆喝：“红薯，红薯。”许多邻居漠然地从她身旁走过，我也不例外。
那大妈有时急冲冲地伸出大手死死地抓住我说：“买一个红薯吧，又香又糯。”我愤然，怒火如滚动着喷涌着的熔岩，“买？好，我买呀！”我极力瞪大眼睛，双手叉腰。大妈吓得呆若木鸡，半响才吞吞吐吐地说道：“好吧，好吧。”
她长着一张麻子脸，脸颊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泥灰，泥灰中似乎掺杂几滴汗珠。她的眼睛不仅小，且肿，似乎刚才哭过。我的视线又爬上了她的工作台，监视着她的举手投足，唯恐她露出什么“阴谋诡计”。
我要的红薯，市场价都是五元。我递给她十元，她眼珠一转，微微扬起嘴角，开始翻找零钱。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过零钱，反复地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心想，小孩的钱可不好骗。
她递过来一个烤红薯。红薯格外地大，那可是一般红薯的两倍还要大呢，红薯烤得焦糖般的黄，喷出的香气宛如蜜蜂新酿出的蜜，拂过鼻翼，滋润心田，简直让人垂涎三尺。可愧怍也拍击着热血激红我的耳根，以致于面颊发烫。我哑口无言，只好逃之夭夭。
那一年，我八岁。
幼小的心被这憨厚、质朴的大妈触动了。从此，大妈只要出现，我就买一两个又香又糯的烤红薯。同时，我也知道了，她在一楼储藏室租了间屋子，就住那。
夏日，滚滚热浪缠绕着人软绵绵的四肢。卖烤红薯的大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四处张望。太阳直勾勾地烘烤着我，大妈见我头顶着烈阳，慌张跑来，拍拍我的肩，又急忙拉着我去阴凉处。她俯下身来、煞有介事，又郑重地说：“你家没人，你妈托我带你一中午。”我当然知道。
大妈领着我走过大院，穿过树影斑驳的林荫小道，清脆的脚步骤然停在了一张深黑色的破木门前，老旧的油漆肆无忌惮地外翻，静穆的空气从门缝的锈迹上蔓延开来，屋子是廉价玻璃做的墙，但光洁明亮。
十多平米的屋内甚是寒掺，除了一张床，一只碗，一双筷子，还有她的小三轮车，什么也没有。我心中有难以言喻的伤感，戚眉苦脸地说：“大妈，你真可怜。”大妈如拨浪鼓般地摇头，和颜悦色地说：“人要知足常乐，要自食其力，才活得自在。”我似懂非懂地点头，那一中午有很多的感触。
那一年，我九岁。
十一岁那年，我在大妈家磨破了脚，殷红的血从伤口渗出。大妈简单的处理后便背着我爬上五楼，把我送回家。我听见大妈沉重的喘息，摸着她沾满黏糊糊的汗液的肩膀。听她不停的说：“对不起……对不起……”
最后一次相见，我送了大妈一包鲜香爽口的辣猪耳。她勉为其难地收下，随后又取出三个大烤红薯给我。红薯暖乎乎，甜丝丝的，像蜂蜜新酿的蜜般滋润心头。那年我十二岁，亦不知这竟是永久的别离。
清明回去，那间小屋还在，只是房门显得更加矮小，玻璃上早已爬满污渍和各种小广告。房间空荡荡的，除了一片静穆的空气，什么也没有。
“大妈去哪儿了？”我像是在问自己，也是在问空气。这曾经充盈着我欢乐的小屋，如此空荡落寞了。
可她还在！我似乎又听见了她的吆喝：“红薯，烤红薯。”似乎也嗅到那一缕缕甜丝丝的，如蜂蜜般香甜的烤红薯的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