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以法家治国，国家二世而旦亡。华夏文化至秦末，遭到了内部第一次野蛮的摧残。项羽一把火烧了咸阳，集中在咸阳里各种图文书籍化为了灰烬，各种思想学术化为了灰烬，华夏文化断层了。那时，百废待兴，内忧外患。可钦的是文景二帝深感大任于肩、任重道远，走道家之路，倡节俭之习。要恢复文化，便要解决外患，要解决外患，便要发展经济。西汉的手工、商业一片繁荣，其经济开西汉之前未有的升平景象。这就是运用道家理念的效应，用道家的话讲就是无为而大治，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话讲就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不用政府去干涉市场，市场会运行的更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一方面要大力节省，所做的这些就是要为恢复文化做奠基。两位君王几十年的节俭，这是何等的憋苦！西汉的这个时期，算得上是个伟大的时期。
走道家的路线，休养生息，国家强大了。汉武帝平去外患，开始建设文化。可是奇怪的是，尽管休养生息用的是黄老道家的方略，尽管司马迁这位历史哲学家很尊崇心物一元的黄老道家，可汉武帝恢复的是儒家文化，并且独尊儒家。为什么汉武帝不用道家的思想呢？是道家的思想行不通吗？道家讲民主自由，甚至提倡无政府，而汉武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另外的因素，道家的学问太高明了，也太超前了，是大哲学，也是大科学。这种大哲学常人难以去接受，这种大科学常人难以去理解，民智未化，太高明太超前的等于无用。用易经的话说就是“潜龙勿用”，时机不成熟，就难以去使用。儒家更注重问题的本质，比如一味发展经济而没有一个强大的心做支撑，很多问题就会诞生，儒家把这些讲得很清楚。当然道家也讲这些问题，但是儒家更重心性。孔孟的心性之学也是大禹文化的继承，大禹对人们贡献给他的对当时而言最美滋味的东西酒的态度是浅尝辄止，并且还下达禁令，这是很好的例证，而孔孟歌颂的正是尧舜禹这般圣贤的德行。儒家文化虽不能代表华夏文化的全部，但以儒学为正统却也更合乎情理。
华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再让我在西汉与宋作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赵宋之世。没有比赵宋更重视文化的朝代了。光看文化的基础，在文学艺术方面，散文、诗歌词赋，至宋都已化巅，后人谁敢说轻易逾越。宋朝从太宗赵匡义开始就极为注重文化，他带兵打仗那马上伏的总满是书籍，开卷有益便是出自他口。宋朝那一个个的统治者都是诗人，赵匡胤的诗满是气派，宋徽宗的诗怎么看都是美。不仅这文学艺术方面，其他除了武力外各个方面具已化巅。从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
这是从纵的方面来看，再从横的方面来看，其GDP占全世界的八成，其科学、技术及其他各个方面，当时欧洲国家连皮毛别想谈。
再结合纵横来比较一下欧洲，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应当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
就当时的南宋而言。由于与经过西北的贸易路线隔绝，南宋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中国商人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海上贸易的税收提供了政府岁入的五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设计上都有了惊人进展，有些船除了货物外还能运载600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舱（其他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和同样重要的船尾舵，后者代替了难操纵又经不起海上风浪的摇橹。在所有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当代西方船舶许多世纪。讽刺的是，很久以后的欧洲人却用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罗盘、多重桅和船尾舵——当然还得加上黑色火药——成功地远航到亚洲，并用中国人发明的纸记录他们的征服和利润。
南宋在在国内方面，商业和城市化也有很大发展……城市数量剧增，首次出现了好几座与首都同样大或更大的城市和很多较小的城市。苏州和福州各有人口超过百万，而在这两座城市之间300英里的地段上，就有6座大城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由运河及通航河道形成的巨大水路交通网，未居住着越来越多人口的一系列大小城市服务。新的首都杭州因兼有大量行政职能，其人口达到150万，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
正如在行政和艺术上的繁荣一样，南宋也是令人激动的技术创新时代，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迈出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步。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方面，南宋在以前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机器：用于耕种和脱粒；用于提水；用于纺织纤维；以及用于绞盘、斜面、河闸和改进水陆运载工具牵引性能等等。水钟及碾磨粮食和完成某些制造功能的水力磨坊也广泛使用。所有这一切很像18世纪工业化序幕到来之时的欧洲：商业化、城市化、市俗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