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街头闾巷，无不议论纷纷。这是莫言个人的殊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故乡高密县的荣耀。高密县庆贺之余，显然不想把世界大餐立马吃掉，而要“放远眼量”，慢慢品尝。于是“莫言”这个本来一声不吭的名词，开始发酵，开始在高密的土地上迫不及待地躁动。
文学家的使命不在荣誉，而在作品。由作品而得的殊荣既是文学家个人的，也是孕育其精神的社会的，更是生养其个体的土地的。但精神的底蕴不能单靠物质的培植，盲目地跟风入伙反而冲淡了一段佳话本应有的庄严感和厚重感。真实的情况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如同福克纳描绘的“约克塔帕拿法小镇”一样，是文学的虚构，来源于现实却又是崭新的。过分强调现实，一定程度上是对作品的淡忘，因为诺贝尔奖颁给的是高密东北乡上旺盛的生命和爱恨情仇，以及悲喜背后的中国情节。一万亩红高粱，或者是十万亩的红高粱，都与莫言文学精神没有温度相连，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尊重和深深蕴藏着的功利主义。
不能否认高密县的出发是好的，趁着文化建设的东风，扶持文化产业既是政治上的正确，又是实际效益的正确。但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不是增长，缺失精神的文化难言文化改变，甚至会芟除了传统土地质朴的气质，而换成陌生的外套，这能使高密县的文化浓郁么？是对莫言文学的助力还是损害？莫言文学的大悲大喜大张大合以矛盾展现生命，以挣扎诠释乡土文化。摒除作品流淌的自然气息，断然地肢解和改造，是在与高密乡土渐行渐远，是在与文学中深沉的气质日渐疏离。
有人说：“刻意追求有时是一种扼杀。”因为文学的光辉更愿在无人处闪耀，精神的花朵更应在孤僻处绽放。文学的生命不必躲避关注，但至少应与喧阗保持距离，因为杂芜绝非是理性的场所，也绝非是解读理性的场所。何妨仍然站在合适的位置，仍然以虔诚注目。唯待这时，才是文学的回归，才是殊荣踏实地落地。如果这时人们眼前还有那血海一般的红高粱，一定将是比任何的一万亩更动人、更高贵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