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国字脸布满深深浅浅的褶皱，粗犷的眉毛显出与他性格不符的张扬，微垂的眼。紧抿的唇上方因那把锈迹斑斑的老剃须刀而带着些许扎人的胡茬，皮肤长时间暴晒在烈日下显得有些黑红。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动于尘土飞扬的几十亩地和小院里的猪马牛羊、白菜果树之间。
姥爷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农民。
姥爷生于六十年代，正是国家贫困的时候，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姥爷四岁那年，太姥姥因病去世，是太姥爷一手将姥爷带大。
他二十多岁时娶妻生子，靠着一身使不完的劲儿养活了一家六口人。后来三个孩子去外地上了大学，自己的父亲也因病去世，只剩自己和妻子留在家中。尽管如此，姥爷仍坚持着种地，这一种，又是十三年。
母亲、小姨和小舅曾一起劝说过姥爷：“爸，这都快六十的人了，您就不能不种地，享享福啊？家里又不缺钱，您说您这么辛苦干什么啊？”刚从地里回来的姥爷清理着衣服、鞋子上的泥土，头也没抬地说道：“咋了？从城里回来，嫌弃你们爹一身土气了？中国的农民，一辈子都得待在土地里！”
以前，为了凑齐三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姥爷曾顶着正午十二点的烈日在田间忙碌，也曾在下雨时披着雨衣在田里拔草。村里人劝他歇一歇，他总笑道：“不行啊，家里的孩子还等着我的”金子”呢！”小时候的我不明白，以为那“金子”是姥爷从哪里挖出来的财宝。慢慢长大后才知道，姥爷口中的“金子”指的是收成。地里的麦子和玉米，院里的大白菜和成堆的果子，都是姥爷的“金子”。姥爷就是用这些培养出了三个高材生。
姥爷很爱自己那几亩地。
每年的玉米种子都是千挑万选的，品种好，产量高。我问姥爷：“怎么看哪个是好种子呢？”等到的只有似玩笑般的三个字：“贵的好。”一时间，我也分不清姥爷说的是真是假，毕竟在选种的时候，他从不吝啬。
姥爷说，要请人拿机器把地犁的松松软软，再上好肥料，便能播种了。等到玉米苗子长到二三十公分的时候，就该间苗了。
间苗就是把挨得紧凑的苗子中长势较差的那棵拔下，不让它们阻碍别的玉米苗的生长。这对于身形较肥胖的姥爷来说，无疑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看到两棵苗挨在一块儿，姥爷总是使劲眯着眼观察，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嘟囔着什么：“嗯……这棵比较好，那棵看着也不错……”很长时间，才拽起一棵，放到一旁的筐里。姥姥直说，姥爷有“强迫症”，看个苗儿还要老长时间。姥爷总是弯着腰，觉得累了，便暂时停下手里的工作，直起身来揉揉酸痛的腰，卷上一根叶子烟，坐在小土堆上，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傻傻地咧开嘴笑。
我至今都还记得姥爷在烟雾中略显朦胧的笑容，尽管——姥爷已去世三年之久。
姥爷忌日时，我们来到老家，来到葬着他的这片土地。
我想，姥爷似乎代表着那个年代的人，勤劳、朴素又带着些自己的固执，他一辈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心却从未被囚禁。闭上眼，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面泛黑红，总说自己是中国式农民的那个他。
